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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高龄名人”令人无比震撼的故事

一位高龄名人令人无比震撼的故事——企业家心中的企业家褚时健

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他是企业家心中的企业家,王石柳传志都对他倍加推崇。“80多岁了,心还是不甘。”

 

这是我新近收集的一个高龄名人生命样本,他的故事令人无比震撼,可以说明许多问题。阅读之后,掩卷深思细想,原来生命可以是这样的。

联想起我阅读生命资料库之“短命夭亡”子集中的一个生命样本——不到43岁死于狱中的国际级足球裁判龚建平,感慨万千。同样的被判入狱,一个40多岁的死了,一个70多岁后来到80多岁还要重返事业巅峰。同样是男人,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

关于他的故事,网上材料很多了。为声名所累。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前去拜访,青年想从他那里得到智慧,企业家想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媒体想从他那里得到故事,官员想从他那里得到助力。他们有时候会问很实际的问题,更多时候只是想要一张和褚时健的合影。寻褚,更像一种仪式。搞得他“心累”。而我只是想为我阅读生命资料库“短命夭亡”子集中的生命样本龚建平找一个“高龄名人”生命样本的参照系。

我打电话过去请求接受采访被婉拒,现就将收集到的资料按照我阅读生命的视角加以整理,并且夹叙夹议,构成我对这位高龄名人生命的阅读。

很多人都知道万科这个房地产的品牌,万科的掌门人王石也是一个传奇,他问鼎过珠穆朗玛!有人问王石:你最尊敬的企业家是谁?王石沉吟片刻,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不是巴菲特、比尔.盖茨,也不是王健林、马云、李嘉诚,而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一个曾经跌倒过并且跌得九死一生的耄耋老人——褚时健。

这是一位“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一位“企业家心中的企业家”。201411月出版发行了一本书《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说的就是他。

 
       1928
年褚时健出生在偏僻的云南华宁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上过战场,见过生死的褚时健勇毅、果敢。因为这些优秀品质,他被迅速提升,入党、提干,历任区长、区委书记、玉溪地委宣传部干部管理科科长和行署人事科长。

但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当过游击队员的男人并不适应官场的生活。他的直爽、执拗,得罪了一些人。在接下来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中,他很快被打为右派,31岁时一家人一起被下放到新平县红光农场。右派相聚,经常满腹牢骚。

有人总和褚时健讲,“怎么就把我划成右派?”。

“莫管那些事啦。不公平大家都无奈,关键是把事情做好。”褚时健宽慰对方。

多年以后,他仍清楚记得当年的情景,“他们发牢骚没有用,起码我当时做企业,把小企业那一套都弄懂了。” 褚时健的商业天分却在这段艰难岁月显露出来。1970年开始,他主持工作的华宁糖厂成为当时云南少数盈利的糖厂之一。

1979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褚时健被委任到濒临破产倒闭的破烂小厂——玉溪卷烟厂。尽管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但这个曾经扛过枪、当过干部、搞过企业、犯过“政治错误”的饱经风霜的“老人”,却在破败式的烟厂里,开启了大跃进式的革命。

1986年,褚时健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并狠抓产品质量。

“当时我们厂就直接从烟农那里进原料,我们的原料一出来,震动全国,美国人给我们鉴别质量,仓库门一打开,便能闻出味道不一样,烟叶的香气中还带点小甜味,这样的烟叶是高品质,他们就说我们占据全国75%的高档烟市场有道理。”褚时建2010年接受凤凰网杨锦麟专访时,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激动地说道。

于是,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有中央领导甚至称它为“印钞工厂”。红塔山集团成为中国的名牌企业,地方财政的支柱。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褚时健缔造了红塔帝国,红塔山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为多少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已数不可数。

那时的有钱人,穿个“的确良”衬衫,胸前口袋透出里面装的“红塔山”,倍儿有面子。

他甚至成为烟草行业的“教父”。某些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

 

1990年,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19952月,褚时健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贪污金额174万美元。199919日,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年71岁。2001年,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

2002年春节,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保外就医后,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时年74岁。

2008年,减刑至有期徒刑12年。

2011年,刑满释放,时年83岁。

褚时健有一妻、一子、一女。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后,此时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和老伴儿马静芬已经被关在洛阳监狱。也是这一年,他唯一的姑娘褚映群在狱中自杀,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那一年的中秋节,他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着电视,非常凄惨悲凉。女儿在老爹红极一时的时候,依托老爹的名声风光无限,及至事败被关,自己受不了境遇的巨大落差,一死了之,却全然不顾爹妈的感受和死活,相比之下,年迈的老爹褚时健坚毅地承受了一起,要比女儿坚强得多。

大时代的浪潮曾经把他打翻过,后来又把他送上巅峰。现在,他第二次被抛弃了。偏安一隅的小烟厂曾经是政商名流趋之若鹜的名利场。但很快,又成了人人噤若寒蝉的调查所。

被判那年的褚时健已经71岁。从一个红透半边天的国企红人,执掌了18年的红塔集团的全国风云人物一下子变成阶下囚,这个人生的打击可以说是灭顶之灾。唯一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更是对他的致命一击。这场人生的游戏是何等的残酷,一般人想到的是:此时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晚年遇到这样的不幸,只能在狱中悲凉地苟延残喘着度过余生了。
       
三年后,褚时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在狱中几次晕倒,后被保外就医。经过几个月的调理后,褚时健上了哀劳山种田。那年他74岁。


       
万科董事长王石专程到云南山区探访他。他居然承包了2400亩山地种橙子,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戴着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王石谈论橙子6年后挂果是什么情景。所以王石说:人生最大的震憾在哀劳山上!是穿着破圆领衫,戴着大墨镜,戴着草帽,兴致勃勃地谈论6年后橙子挂果的75岁褚时健令人感到无比震撼。

种橙期间,遇到任何难题,他就去看书,经常一个人翻书到凌晨三四点。他不上网,但是每天看报、听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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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他已经是81岁的高龄。这些看起来无法跨越的困难并没有阻挡褚时健,他带着妻子进驻荒山,昔日的企业家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几年的时间,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变成果园,而且他种的冰糖脐橙在云南1公斤8块钱你都买不到,原来这些产品一采摘就运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效益惊人。因为褚时健卖的是励志橙。褚橙品牌已经形成。
       
王石再去探望褚时健时,他看到了一个面色黝黑但健康开朗的农民老伯伯。他向王石介绍的都是果园、气温、果苗的长势。言谈之间,他自然地谈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2400亩的荒山如何管理?
   
他使用了以前的方法,采用和果农互利的办法。他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他定个数,说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因为太多会影响果子的质量。这样一来,果农一见到差点儿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从不以次充好。他制定了激励机制:一个农民只要任务完成,就能领上4000块钱,年终奖金2000多块,一个农民一年能领到一万多块钱,一户三个人,就能收入三四万块钱,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要多。
       
他管理烟厂时,想到烟厂上班的人挤破头;现在管理果园,想到果园干活的人也挤破头。这个已经88岁的老人,把跌倒当成了爬起。面对人生的波澜,他流过泪,也曾黯然神伤过,但是他没有向命运低过头。
   

2013年,橙子的产量达到一万多吨。销售收入突破了一亿元。

知名度、美誉度提高后,价格一路走高,市场越来越好。他再次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

关于为什么古稀之年还要去种橙的理由,根据各家媒体的报道,大致有这样几种理由:

一种是身体原因,就是他自己心里明白:“闲下来,就不行了”。据褚时健表述,2001年刚保外就医的时候,他的糖尿病很严重,头眩晕,虽然坐牢只有一年多,但对身体影响太大,“如果闲下来,我身体肯定不行了。”;

第二种是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他说;

第三种是要回应外界关于他以前成为“烟王”是靠政策的议论。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后来云南省计划5年内在全省打造100个现代特色农业精品庄园。在地方政府的盛情下,褚时健不情愿地上马了一个新项目——褚橙庄园。

建成后的褚橙庄园,将囊括当地上万亩冰糖橙果园,容纳游客在庄园内吃住。

褚时健并不相信这个投资2000万元的庄园可以产生政府所期待的效益。建这个庄园,他需要出资600万元,其它部分由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三级政府承担。

褚橙庄园主打休闲旅游牌,庄园内可垂钓。

“一年最多1/3的时间有人来,其余时间都闲置。我一年要拿100多万来补贴这个庄园,不然人家来了吃不好住不好。”褚时健说。

庄园建设和未来迎客,对果园的影响也很大。可以想象,大家来庄园多是想见褚时健,会给这位年迈的老人带来多大的困扰。

“他(褚时健)说如果回绝了,有点对不起来说这件事儿的好心人。政府也是想把这件事做大,以点带面。我们新平种了二十多年橙子。销路一直不行,现在大家都好卖了。” 褚时健的铁杆粉丝任新明说。

“是‘褚橙’让你满足了、甘心了?”有人问褚时健。

“也不完全是。搞了这么多年,我感觉我现在全身心都搞不动了。两条腿不行了,心脏、血管都不行了。”褚时健说,自己随时可能因为心肌梗塞而死去。

所以,看来人在精神上是可以在那里撑着的,但是生理上的退化衰老还是自然的规律,不可抗拒。

但接着,他话锋一转,“可我心里还老想着,现在是1万吨果子,过个三五年要搞到五六万吨。这个目标还一直压着我。如果我现在因为这些毛病一下子不行了,我还有点不放心。这个目标怎么实现?品质能不能维持?我还希望再有十年时间,让我把这些都办了。”

心中有目标,生命就有支撑。褚时健在向苍天再借十年的寿命。

褚时健咳了两声,说“还能再活多少年,我也没把握。所以我希望能赶紧把差的东西补上。”

 

20141120日,褚橙庄园开门迎客,游客如织。褚时健与游客闲聊,逗小孩儿玩。

他现在耳背,十老九聋嘛!说话语速缓慢,有老年人的那种含混并且夹带着方言,需要人仔细辨别他说的每一个字。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奇怪:有人声嘶力竭千方百计要引人注目,也没人要听,而有人低沉含混却听众云集。

从“红塔山”到“褚橙”,作为罕见的、身陷囹圄之后还能以古稀之年东山再起的企业家,通过电商和媒体的演绎,他变成了一个励志符号,他跌宕悲辛的人生也被省去了晦暗不明的部分,成了最佳的心灵鸡汤。本不愿面对媒体的褚时健不得不抛头露面,为“褚橙”代言。他给人们的正能量,也是“褚橙”前进的力量。

他是企业家心中的企业家,王石柳传志都对他倍加推崇。

有人问他,“还有什么不甘心?”

“我已经甘心了,我筋疲力尽了。”87岁的老人说。
   

褚时健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和他的女儿有所不同。

褚时健希望儿子褚一斌可以继承自己的这片心血,把品牌和质量延续下去。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这句广告语让“褚橙”打动了很多人。从生产到品牌都打着深刻褚时健烙印的“褚橙”将如何传承?

 

可是,从二十多岁开始,褚一斌就一心想离开父亲。

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父亲并不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尤其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而言。他有了坚强的靠山,也就生活在山的阴影里。

刚从学校毕业,褚一斌就被父亲安排到烟厂做工人。一天工作11个小时,他没太多空间设想自己的理想和未来。老父代他做了规划,但不是他想要的。

更难堪的是,不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说,“这是褚时健的儿子”。他想往外跑,想给自己争一口气。

刚好一个朋友说有机会去日本留学,褚一斌要奋力一搏,脱离父亲的庇护。褚时健给他的条件是“成家了就可以走”。

这有点像民国时期新青年离家求学前的最后一个任务。褚一斌在半年时间内迅速完婚。1987年,他奔赴日本求学,其后在新加坡定居并从事金融工作。此后,褚家突生变故,盛极而衰,褚一斌一直流寓在外。

“我对老爷子一直很佩服,也同情。作为儿子,我肯定想尽力帮他,但我又不愿把自己牺牲掉。”褚一斌说,起初自己不太想回来,因为父亲实在是个性格很强悍的人。

褚时健家族观念极强,家族的事业需要有人继承。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褚一斌最终还是回国。他结束了自己的事业,第二次进入到父亲的事业里。

 

“我今年五十几岁了,走到哪里还都是‘褚老的儿子’。”褚一斌有些无奈。但他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对这些也释然了。时间改变一切。

 

褚一斌的做派和褚时健截然不同。尽管也回国干了几年农业,在他身上还能清晰感受到海外生活多年的金融精英气息。

 

“前年冬天,我一个做基金的朋友来看望老爷子,说您这个东西我给您打包上市多好,老爷子不同意。”褚一斌说。金融是他的本行,可以感觉到,他对资本运作的看法和父亲并不一致。

 

“我相信我父亲对社会进步是理解的。拒绝上市,一个是他年龄大了,一个是他觉得自己承载不了上市后对社会的责任。他的表达方式比较简单直接。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只是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在褚一斌看来,眼下“褚橙”的重点还在种植。至于“褚橙”上市,现在不可能,但未来也许可期。

 

时代变了,帮助褚时健种橙子的是讲义气、人情味、荣誉感、责任心,但最终烧起来的一把火却是电商的营销能力。而未来的发展,还需要继承者更多的权衡和探索。

健康是有生理、精神和社会三个维度的。我仔仔细细阅读 褚时健这个耄耋之年的生命,发现他生理层面和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比起40多岁短命夭亡的足球裁判龚建平来还是差了很大一截的。但是,他精神非常坚强,就是要做事。尤其是他这个生命的社会维度很有特色。

褚时健会做人,人缘好。办企业时时想着员工。他自己就说:“管理果园和管理烟厂一样,首先要考虑员工利益,不让他们吃亏,事情就好办。”很多得过他的恩惠的人都惦记着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都能够出来帮助他。我想,这就是他办企业能够成功的要诀。作为企业老板或者管理者,要想把企业搞好,最最要紧的是“首先要考虑员工利益,不让他们吃亏”,只有这样企业的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

任新明比褚时健小三十多岁。褚时健看中他年轻肯干,便提拔他做事,后来把烟厂的辅料交给他做。他们既像朋友,又似父子。

“褚厂长”出事后的那两年,只要贴个“褚”字,沾个“马”(褚时健夫人马静芬)字的人都要被彻查盘问。很多原来和褚家来往密切的人,都不敢来了。专案组的人说任新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大家都跑了,你怎么还天天来。”任新明说,“我不一样,没有他就没有我,砸锅卖铁我也得帮他。” 褚时健有这样铁杆朋友,使他内心非常宽慰,这种精神的支撑力对于一个年迈的生命在危难之际是非常得济的。只有平时做人好才会有这样的朋友。

“做事先做人”,这是他从“褚厂长”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

“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神一样。”任新明说。

他把“褚厂长”的外孙女接到自己家中。这个自幼养尊处优的小女孩,现在失去了母亲,外公外婆深陷囹圄,成了一只孤雁。征求她父亲的意见后,任新明把她带到了自己身边。小女孩要上初中,他找到玉溪最好的中学,向校长恳求:“帮帮忙,我的孩子没什么,可这是褚厂长的孩子。”

他天天送这女孩子上学、放学,心里想的就是等“褚厂长”夫妇出来,他能把孩子好好交到他们手中。等女孩初中毕业,他花了不少钱,把她送到加拿大读高中。

1996年,对于褚时健来说,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玉溪老百姓一直到现在对他都很好。当初调查组找老百姓座谈,想看看民间的反应,玉溪的老百姓就说“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嘛。”这使得褚时健感到宽慰,为他自己的生命续火。

即使是贪污,褚时健也没有独吞贪污款。他是非常自觉地将资财分给了与他戎马半生的兄弟们。红塔集团总会计师罗以军这样回忆私分300万美元时的情景:“褚时健对副厂长和总会计师等人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开始时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妥,但多年来已习惯了对他的威信,他的话就是圣旨。”

褚案引发了一个“59岁现象”,即官员“退休前捞一把”。

在法庭上,褚时健做了这样的陈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他在曾经的辉煌中跌倒,但在跌倒后又一次创造神话。每个人都曾失败过,是一蹶不振还是再次站起?男人在失意落魄时,如何找回尊严?

我们可以从阅读褚时健这个耄耋生命中找到答案。

 

 

他的那种面对任何人生的磨难所展示出来的淡定,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未来的路上,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请想想这位老人,记住他的31岁、51岁、71岁、74岁和现在的88....

 

 

“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有人问褚时健。

“让别人去评价吧,我很难评价。但有一点,我在做事的时候,不怕自己吃亏,怕别人吃亏,这是我的优点。”褚时健回答。

这就是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取向,也是他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同时,这也是我阅读他这么一个神奇的生命,所能得到的最最核心的部分。这是健康的社会维度,道德的要素。就是说他做任何一件事都是宁可自己吃亏,不叫别人吃亏。我想,这就是褚时健做人成功的地方。

 “我的心态是不计较社会对我的不公平。因为现实你没有办法,多少人都得低头。别人说我们这一家,是叫花子养鹦哥,苦中作乐。”他又补充道。

 

阅读生命诠释健康(故事点评)

褚时健办企业最成功的地方就是“首先要考虑员工利益,不让他们吃亏,事情就好办。”

褚时健做人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不怕自己吃亏,怕别人吃亏。”

让我们来同时阅读两个生命样本,一个是在我阅读生命资料库的“短命夭亡”子集中,他叫龚建平,是国际级足球裁判,41岁的时候因受贿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刑期未满就在狱中生病,保外就医也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在不到43岁的时候就死了。作为执法绿茵场的国际级足球裁判是很受人尊重和关注的,吃香喝辣,风光无限,但是一旦沦为阶下囚,境遇和心理落差很大,他这个正年富力强的生命没有能够经受得住打击。令人一声叹息。

另一个生命样本是在我阅读生命资料库的“高龄名人”子集中,他叫褚时健,71岁的时候因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从一个红透半边天的国企红人,执掌了18年的红塔集团的全国风云人物一下子变成阶下囚,而且妻女同时下狱,唯一的女儿还自杀狱中,这种境遇和心理的落差以及所受的打击一点也不必龚建平小,他在狱中也生病了,但是保外就医期间这个已经古稀之年的生命居然挺过来了,而且在80多岁的时候又重创辉煌,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励志典范。

我仔细阅读比较这两个生命样本的资料,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

对于褚时健,事发后仍然有铁杆朋友、忠实门徒,不顾个人安危的倾力相助。还有就是1996年,在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玉溪老百姓一直对他都很好,他们甚至于对调查组说“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嘛。”这是何等样的令人感动,也使得褚时健心里感到宽慰,可以为他自己的生命续火。所以他虽然生命年迈但是还是能够顶得住,把天大的落差扛起来。摔倒了,还能够爬起来。

回头看看龚建平,根据他妻子的回忆,他1982年开始当裁判,生平最好交友,三教九流都有他的哥们。但是在他落难的时候,给足球圈里的朋友打电话,说自己的情况,对方却没有话,有时甚至没有一句问候,这样的电话说不上三五分钟,却能让龚建平难过一下午。这种“难过”就会在心底里翻腾,发酵,搞坏心态,损伤情绪,影响人的免疫系统,最后导致严重的疾病乃至死亡。

龚建平遭遇这样一个结果令人可怜、可惜、可悲、可叹!平时朋友对他的疏远和冷漠对他的打击很大,加重了他心理的紊乱,加速了他的生命的衰败和死亡。他没有能够像褚时健那样从朋友和人民群众那里得到理解和爱护,从而心里得到宽慰,为他自己的生命续火。

我也反反复复斟酌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在其宪章序言中对健康下的定义,它包含了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生理维度。就这个维度而言,龚建平远优于褚时健。第二个维度是心理。从心理维度上讲,两人受到的打击都是很大的,应该说褚时健受到的打击更为致命。第三个维度是社会维度。就是那个很难在中文中找到相应的词汇的“social well-being”。在这个维度上褚时健比龚建平强了许多。正是这个维度上的差异,导致了两个生命完全不同的结局。褚时健的社会维度很好,他在危难之际依然有人帮助他,替他说话,这对他是一种极大的慰藉,从而大大地缓解了心理压力。

而一个人的社会维度取决于他的价值观,取决于他的为人做事的原则。现在有许多研究成果陆续发表,诠释了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的良性互动,说明善恶有报。

在阅读这个耄耋生命样本的时候,还有一点必须提到。就是他74岁的时候患严重的糖尿病,被批准保外就医。这是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关节点,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躺下养病,而是选择了种橙。上面分析提及种橙的三个原因,都是靠谱的。他坚定地认为 “闲下来,就不行了”。他自己心里非常明白:“如果闲下来,我身体肯定不行了。”不闲着就是要做事情,做事情就是保持着和社会的联系,为社会做贡献。如果他选择了闲下来,那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褚时健了!

我再一次领略到生命和健康的社会维度的极端重要性。保持和社会的良性接触和联系,心情就会好,情绪就会高,这些又会反过来促进生理系统的正常运转,让生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而能不能保持和社会有良性的接触和联系,就看你的价值观,就看你会不会做人!

这就是阅读褚时健这个生命样本给我们提供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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