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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雁院长应邀在《庆贺国医节暨中医药发展论坛》发表演讲

更新日期:2009-3-18 9:19:47  


认为中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支柱

    2009年3月17日,北京景藏健康科学研究院创始人、首席健康科学家王雁院长应邀出席在北京藏医院举行的《庆贺国医节暨中医药发展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她认为,中医是神圣的中国文化,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发明,中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支柱。

    王雁院长首先对本次论坛的发起人贾谦先生、列席论坛的各位中医的继承人、爱好者、勇士们,以及各位志同道合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她介绍说,自己的父亲生前就是一位著名的中医,而且是冯玉祥的少将军医。先父的这段身世,她是在今年3月6日刚刚得悉的。那天晚上,她收到一份台湾黄埔校史馆发来的传真文件,正式证明她的父亲王冠英“族谱名王景贡,世传中医,任职西北军军官训练团。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军医队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随身医师,军阶少将。”

    促成台湾方面提供这份珍贵证明文件的关键人物,是现任台湾、中国统一建设促进会理事长戴德斌先生。2009年2月25日,85岁的戴德斌先生在第107次访问大陆时,来到北京景藏健康大厦与她会面。会谈中,她无意中提到父亲的名字“王冠英”。戴德斌先生说他10岁时就认识王冠英,王冠英曾经在黄埔军校给他上过课。他回台湾后,会去查找王冠英的有关资料。当时她认为完全不可能查到,因为她父亲1950年就去世了。将近60年过去了,除去只知道她的父亲名字叫“王冠英”外,连她们家族对王冠英的其它身世情况都一无所知。没想到,戴德斌先生回到台湾后,一刻都没有休息,发动几路人马去找寻王冠英的资料。3月6日,他们终于在台南黄埔军校校史馆,找到了王冠英的的背景资料,其中包括一份由台湾黄埔校史馆提供的有关王冠英的身份证明和他的照片。

    所以,在3月12日举行的王雁63岁庆生会上,她特意请人用鲜花编制了“感恩戴德”四个大字,作为生日庆典的主题。她表示无穷地感恩天地人神和列祖列宗,也深深感谢能够让她得到父亲身世资料的戴德斌先生。在她过去的60年中,还没有度过一个“有父亲”的生日,因为父亲在她3岁时就去世了。今年能够度过有父亲的生日,内心感到非常幸福。今年的清明节她可以回到家乡,为自己的先父立碑了。原来她父亲的坟上没有墓碑,因为她家里人并不知道他生前是干什么的?今年为父亲立碑,就可以成全她的一片孝心。

    王雁院长说,今天应邀参加“国医节”,但发现庆祝如此神圣的节日,却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面、面对这么少数的人群举行,感到非常难过。正因如此,她再次表示更应该向当前以贾谦老师为首的中医的捍卫者、继承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刚才聆听祝总骧教授运用现代物理学的方法,证明中医是一门科学的主题演讲后,她当场写下三点感言:“中医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而是神圣的中国文化;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发明;中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支柱。”

    王冠英先生在49岁时有了女儿王雁,而王雁恰恰在49岁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能够拥有支持自己实现文化理想的金钱后,开始了对健康领域研究的长途跋涉,而且一干就是14年。通过这14年的艰辛努力,她已经创造成了景藏健康文化科学系统。这套系统就是把中华民族传统的“儒、释、道、医”文化,融入“新”的文化,即“新时代、新中国、新人类、新世界人类健康的需求、社会的需求”,从而解决社会的不健康、人类的不健康问题。由于人类的不健康,所以造成了社会的不健康。1996年,她曾经向北京市政府撰写报告,说如果政府能够支持她创建北京景藏健康公园,她将义无反顾、排除万难,把这个宏图实现,以报效祖国、造福人民。14年来,她一直矢志不移地干到今天。

    王雁院长盛情地邀请每位在场的朋友,能够来到景藏健康大厦,成为景藏健康大厦的健康园丁,为展演实证中医、中药的神秘、神奇、神圣,做出自己的贡献。她表示,为了中医事业的发展,在景藏健康大厦内举办的活动一律免费。

    王雁院长的激情发言,引发了百余位与会者的强烈共鸣。据统计,在她短短 9分钟的发言过程中,就有8次听众掌声回应。

    由北京谦益和中医药研究院和《光明中医》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庆贺国医节暨中医药发展论坛》,是为了纪念1929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上南京请愿、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民心民声,最终导致国民政府不得不撤除于2月29日已通过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中医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国医节”。上海是“国医节”的发源地。

文/ 曾 力


【背景资料之一】:国医节的由来 :

    “国医”即“中医”,每年3月17日是“国医节”,旨在将中医中药发扬光大,造福全世界。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机构的主管俞云岫,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出:取消旧医药(那时中医 中药被称为旧医药),全盘否定中医中药。如果取消旧医药被确定的话,治病用药,只能是西医西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中医中药就会被遗弃,这就是当时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当时在医学界引起非常大的震动,大量的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游说,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为此以“中医药界奋斗号”一刊发起了对取消旧医药的抗命。 
    1929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上南京请愿,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民心民声,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撤除取消旧医药的决定。 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国医节”;上海是“国医节”的发源地。


【背景资料之二】:中医百年五次存废之争 :

    中医乃我国“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尤其是废止中医思潮成为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仅直接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古老的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一、北洋时期的首次抗争

    北洋时期,政府一味推行西洋医学,而无视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则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传出,各地舆论反响强烈:“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从此拉开了抗争的序幕。他说:“教育部所颁之医学专门学校章程,事前既未采集众议,更未宣布其政见,贸然自订之而自颁之。……教育总长对此事当负完全责任,延聘海内医界同仁讨论此事,先从编书入手,将来即以新编之书为全国医校讲义及参考书。”并指出清末民初两次制订学制均以日本体制为蓝本,而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就已推行废除中医的政策,其不列中医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决非“漏列”二字可以遮掩过去。

二、国民党时期的废止中医案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他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此案一出,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
    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1929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运动的浪潮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中医是何等地违背民心。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三、公布《中医条例》步履维艰

    在1933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这是中医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目的是争取与西医的平等地位。但这也是废止中医者最不愿意的事情。在会议讨论中,行政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执行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说“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医界春秋》严辞批驳,斥责汪氏”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汪精卫见众怒难犯,便转换手法,在《中医条例》交立法院审查时,他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大谈“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嘱孙共同阻止其通过。他还和孙科搞了一场辞职闹剧,使得《中医条例》被压了两年之久。

四、建国后的论争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西医第三次论争的帷幕。1950年,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草案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 这次会议上,针对解放前医药卫生条件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制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一便是“团结中西医”。遗憾的是,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在执行初期,被理解为把中医改造成西医。政府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却是现代医学;青年中医也都被选送到西医学院再学习。这一系列原因,使中医再次陷入困境。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后,立即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学习,以纠正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然而“文革”期间,由于种种错误导向,全国绝大多数老中医被批斗、迫害;很多中医古籍被当成”四旧”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有人用对联描述了中医的处境,上联:惨,无知破四旧,万马齐喑,文化大革命,老中医遭摧残;下联:悲,有罪,立三股,一派胡言,中西医结合,小大夫被毒害;横批:中医危矣。 “文革”后,中医才从浩劫中再次恢复了元气。直至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五、网络时代的取消中医论

    近现代以来,有人不断对中医药的科学性提出质疑。网络上还升腾起“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风潮,不久前,中南大学张功耀教授以一篇《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提议“让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到民间”,一时间应者云集,在网络上发起了取消中医的网络签名,激起了众多中医支持者的愤怒,双方在网上展开了唇枪舌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卫生部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取消中医论。虽然关于中医存废问题余热未尽,但近几年政府工作报告已将弘扬中医药作为卫生工作的一大重点,大众舆论也趋向弘扬中医,国医仍将得到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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